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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辅民

1961年生于甘肃庆阳。1982年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美术系。曾任兰州画院院长、兰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现为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国家画院艺术交流部主任、国画院研究员、中国国家画院交流部主任，研究员、国家一级美术师。

生生不息
——王辅民的社火系列人物画与民间表现主义

《艺术市场》（以下简称“艺”）：您曾在某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的人物画对人物心灵的刻画以及人物的精神面貌，或者说对人物的生存状态的关注本身不是很够。”您的作品以人物画为主，中国人物画是在山水、花鸟、人物这三个品类中成熟最早的，在中国人物画这个脉络中，您觉得有哪些传统值得关注和学习？当代人物画需要解决哪些问题？您的作品是如何切入的？

王辅民：中国的人物画主要有两个类型，一种侧重于神话，或者以文学作品、人物故事为原型，这些作品均有明确的教化意义，比如马王堆的T形帛画、敦煌壁画、历代的壁画，还有民间艺术中的刺绣和戏曲人物等，这类作品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另一种是唐宋以来崛起的文人画，主要表现文人士大夫的生活境遇和心境，渗透着士人阶层的隐逸思想。这两条主线都为中国人物画的创作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的人物画在唐宋五代达到一个高峰，明清以后人物画则呈现出一种退势。西方绘画会比较直接地面对现实，相对直接地反映现实，西方人物画与中国人物画在表现技法、表达自身与外在、自然等的关系方面有较大差异。比如说明末的人物画大家陈洪绶，他的作品是夸张变形的，这与自己的心境、生活背景、生活经历以及社会与他个人的关系非常紧密，使他具有一种独特的创作方式，这体现出中国画创作的一种重要特点。中国画创作不是要用一种直观的方式体现出来，而是表现艺术家人生的阅历和经历，其中就蕴含了艺术家对社会的反思或反刍，需要观者在作品中好好体验，深入到画面中耐心体会，才能深刻地理解艺术家的创作意图，当然，这对艺术家和观者来说要求都很高，需要在生活境遇和社会历史等综合因素基础上去创作和理解。而进入20世纪我们引进了写实美术，在人物画方面直接面对生活和表现生活，这对中国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近现代100多年来东西方的艺术交流与实验中，西方写实艺术如何与中国绘画的文化特性结合，如何通过人物画更好地反映心理和人生状态，这是一个难点。

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西方绘画擅长比较直观地表现，中国艺术善于越过表面呈现体验性的经历，能够切入到一种人性的深刻之处，在我看来，这已经触及了艺术真正核心的领域。中国艺术有一种生命体验蕴含于作品中，这体现了中国的文化特性，在艺术上是非常高明的一种方式，需要我们进一步发扬光大，这一点我觉得近百年来做得比较弱，甚至流入表面化。艺术应该更加深入地切入到文化、人类的深刻因素中，去呈现一种深刻体验，现在艺术整体的体验性弱了，这是我们当下艺术方面的一种欠缺因素。

艺：中国古代艺术大致可以分为宫廷艺术、文人艺术还有民间艺术，这种划分方式在20世纪发生了极大变化，现代学科的引进使得中国的文化系统进行了重组。您怎样理解民间艺术对于绘画的影响？又如何理解民艺的现代性转换？

王辅民：民间文化是中国文化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数千年的中国文化中，民间文化是人们心灵释放和精神寄托的重要方式。民间艺术对于绘画的影响我认为有三个方面。首先，民间艺术是超越时空观念的，将不同的文化概念通过意象化的方式汇聚在一起，可以说这是一种“超现实主义”的艺术方式，而这种超现实与西方的“超现实主义”有联系也有区别，在中国具有深厚的文化历史根源，对当下中国绘画的创作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其次，民间艺术具有极强的包容性，融合了很多的艺术形式，而且极具象征意义，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比如很多民间文化中，一朵花或一个小动物，可能就象征了富贵吉祥，象征了某种文化心理。这些是文人画艺术也存在的。现在中国绘画将这些民间文化因素纳入中国绘画发展体系，本身就具有一种文化意义。民间文化具有典型的中国文化特性，人们是通过借物来表达内心，这是中国文化长期积累形成的文化范式。另外，中国民间文化还有一个特点是乐观的心态，虽然民间生存状态可能是艰辛的，但是在民间文化作品中体现出的确是一种美好和和谐，这一点可以说是中国民间文化的一个核心，与西方文化也有较大差异。民间文化中体现更多的是人与自然、社会和谐的关系，以及人们的向往，体现出一种和谐之境与美好之境。中国民间文化中是向往幸福的，这种向往在文化内心中渗透得很深。

另外一点，民间艺术自身的形式感非常强，在色彩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很多民间艺术具有强烈的色彩表现力，这种色彩都是寓意性的，比如红色代表忠义，黑色代表忠正等，而且这种文化寓意是在历史发展长河中逐渐形成的，在当代绘画创作中能够激发出更为强大的活力。

艺：对于表现性艺术，表现的对象非常重要，同时创作的主体则是根本。您曾追问过一个问题：“中国画在如今的文化环境中，如何保持自身的文化特性？”您觉得自己的作品表现的对象、文化的主体是什么？

王辅民：我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我只有在创作激情的时候才会创作，画面中的每一笔都充满了个人的情感表达。我的作品反映了我的向往、经历、体验以及我对一个事件的判断，我借鉴了民间艺术的手法，用意象化的创作方式，将画面中的元素组合到一起，更多地呈现自己的心境。

比如我在画《社火三国》的时候，并不是按照原来的故事进行创作，而是表现我自己的一种体验，这种体验是个人化的，与历史和故事并不是绑定在一起的。我画面中每一个人物的角色，都有我自身的判断，很多人物是虚拟的，比如画面中戴有将军头盔的，像关羽一样红脸，体现的就是“忠正”，像一个战神一样，象征着正义。民间艺术的门神画里，有很多吉祥寓意，比如高官厚禄、福禄寿喜、多子多福等美好的期望。

艺术创作还是要引起社会共鸣，如果艺术无法引发大家的共鸣，就产生了一种距离感，艺术就只能停留在一个层面上。我在创作中，融入了很多民间文化中耳熟能详的元素，既生动又亲和，而且包含了很多惩恶扬善的深刻意味，某种程度上延续了成教化、助人伦的艺术主线。

具有很强的中国文化特性，而且很接地气。

艺：您在德国办展的时候，很多德国人认为您的作品很自然、自由、真纯，很多参观者觉得像一点德国表现主义，而且您的绘画还有很深的中国感觉，让人想象着中国农村生活的场景。您认为与德国表现主义相比，从中国民间文化中生发出来的艺术有什么样的不同？

王辅民：西方的表现主义，尤其是德国的表现主义，是在二战之后产生的，具有很深的文化伤痛感。愤怒、失落以及对战争创伤的记忆是德国表现主义的主题，人们在这种文化中反思，西方艺术在表现主义的发展过程中进入一种体验性的艺术状态。不过西方表现主义有很多忧郁的、狂躁的、病态的刻画，这都与西方的文化背景有关系。中国民间文化的主流则充满了活力和生命力，表达一种向往和理想状态，这一点东西方的文化心理是不同的。

艺：您作品的题材往往跟乡土有直接的关系，比如社火系列，这在中国传统人物画中是不会被关注的，您为什么会选择社火作为您绘画的着力点？

王辅民：在中国历史上，宫廷艺术、文人艺术都曾在文化更迭中出现过断层，但是民间艺术一直延续了下来，至今仍保持着强大活力。比如文人艺术主要是在宋元之后才正在产生影响，主要表现文人士大夫的隐逸文化，有一种避世的因素在里面，表现自己的心境。现在随着社会背景和人文因素的消退，具有传统文人生活方式的体验就几乎没有了，这种创作方式基本上只存在于理论层面。中国民间文化的活力之所以强大，主要是文化传承因素，而且至今还有活力，这样就能够启发很多艺术家的创作。我从小生活在甘肃庆阳，父亲是中学的美术老师，他主要是做民间艺术的收藏，从小的生活环境就是为人生的一种积累。我之所以选择社火等民间文化题材进行绘画创作，这与我的个人经历是分不开的，社会系列能够体现我的生活环境和文化体验，这种独特的人生经历是我具有自身艺术面貌的重要因素。

艺：您的作品中出现了大量身着戏服的人物形象，而中国传统绘画中，戏曲人物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门类。在您看来，社火系列和传统戏曲人物绘画有怎样的联系和区别？

王辅民：梨园题材绘画在清代的时候就有，戏曲人物在关良、林风眠等20世纪的艺术大师中也有关注，关良的特点是将戏曲人物作为自己艺术创作的主体，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艺术语言，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符号。关良可以说是20世纪戏曲人物绘画的第一人，他把戏曲人物作为自己一生的创作题材。我的社火系列作品虽然也有戏剧人物的成分，但是在我看来我的作品更民间化一些。社火表演把很多民间神话故事、历史人物以及自身精神的寄托，都融合在一个环境之中，民众把中国文化中优秀的故事和人物来表达自己对真、善、美的愿望，这种表达过程中是没有时空概念的，只要是他们想表达的，都会以意象化的方式呈现在社会中。打破时空观念，直奔主题，直奔真、善、美，这种民间文化的创作方式，都成为启发我绘画的重要因素。

艺：您的写生作品都充满了个人的艺术趣味，您怎样看待写生与创作之间的关系？

王辅民：对于写生，东西方有两种传统，在我看来，20世纪能够将东西方写生传统融合得比较好的是林风眠。林风眠的戏曲人物、仕女画等都在东西方融合的路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比如林风眠的作品《噩梦》，画面中有倒飞的很多鸟，这种现象在自然界中是没有的，林风眠在表现之中用了很多的象征意义，这与他坎坷的人生境遇、与他心灵的孤寂和人生阅历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林风眠的艺术语言受西方现代艺术的影响很大，但是他创作的内核，象征性的语言、诗意化的表达以及体验性的手法又是中国式的。

我的社火系列作品中除了身着戏服的人物，还有很多现代人物，我把很多现代人物安排进画面，也是要打破时空观念，让观众有一种带入感，就是生活的一种体验，这种体验对于创作来说非常重要，是艺术创作的重要养分。

文/本刊记者高登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