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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秘 沂南1号汉墓 “荆轲刺秦王”画像

作者:赵燕刚     来源:《艺术市场》杂志

荆轲刺秦王是汉代流行的故事,除文献记载和口头传布外,也多见于祠堂或墓室壁面。1954年春,考古工作者在山东沂南北寨村清理了一座汉墓,即沂南1号汉墓(下文简称沂南汉墓)。该墓主要用石材砌筑而成,南北向,分前、中、后三主室,并附有东西侧室,东三室,西二室,共八室。由于墓室已遭盗扰,因而未发现重要的随葬品。相较之下,墓门及前中后三室雕刻的画像更引人关注。墓室各部的画像主题不同,其中中室四壁多表现历史人物故事。根据榜题、人物姿态等信息,发掘者从中辨识出部分故事画像,本文的讨论重点是“荆轲刺秦王”画像。


图1a


图1b


被“丑化”的秦王?

荆轲刺秦王画像在山东、浙江、四川等地多有发现,其中最为著名的三例出自山东嘉祥东汉武氏祠堂。根据榜题、图像并参照文献,清代学者冯云鹏和冯云鹓描述并考证了武梁祠内荆轲刺秦王画像。冯氏指出,祠壁“图画荆轲被发直指,舞阳振怒伏地,秦王环柱而走,俱有神气。其柱中有刃贯之,所谓‘以匕首擿秦王,不中,中桐柱’者是也”。冯氏兄弟的考证为辨识荆轲刺秦王画像提供了便利,但沂南汉墓中的“荆轲刺秦王”画像却不如武梁祠中的特征鲜明。

沂南汉墓中室内壁,除南部中柱刻画马厩和马倌外,均以历史故事为题,画由装饰带分成上下两格,两格画像之间大多没有直接关联。《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所考定的“荆轲刺秦王”位于该室西壁北侧的下格。上格被认为表现了“聂政刺韩相侠累”。下文从阅读下格画像开始。


图2 沂南汉墓“荆轲刺秦王”画像

上图(图2)画像刻有二人:左侧人物头戴长耳介帻,身穿下摆至小腿处的袍服,右手搭在触地长剑的剑柄处,左手前伸,面向右、作四分之三侧面,从胡须、衣带飘动的方向及双腿的动态判断,其似缓慢向后退闪;右侧人物以带束发,穿短裤,佩长刀,裸上身,双手握细棍状武器,前迈的双腿及分向两颊的胡须暗示出其欲杖击左侧人物,不过动势并不强烈。二人之间,立有一根通饰花纹的立柱,一匕首刺穿该柱中间偏上处。此外,在右侧人物的右脚下,有一盖身分离的四方形小匣。

结合武氏祠及相关文献材料,《报告》对该画像做了考证。《报告》注意到下格画像与武氏祠荆轲刺秦王画像相似的三个“元件”:互动的二人、匕首穿柱和足下方盒。这些元件成为将其与荆轲刺秦王故事联系起来的关键线索,并为确定画中人物的身份设立了前提:左侧为秦王,右侧为荆轲。《报告》同时注意到此处画像的特异点——“荆轲赤身佩刀,手中持梃”。其实,另有不符之处《报告》未曾指明,如秦王衣冠与低级小吏无异,面容愁苦却无惊慌之情。

尽管研究者多以此为特殊案例,但匕首穿柱和地上方匣似乎消弭掉了画像的独特处。因而,其特异点逐渐融入人们概念性认识之中:“荆轲刺秦王中的秦王形象是‘丑’的形象。汉画中的君王形象多是‘君子不重则不威’,体形丰满、姿态雍容,但此题材中的秦王,多是慌张败走,丑态毕露。”该画像成为坚定这种认识的又一力证,在这里,“秦王被画得像是个瑟瑟发抖的腐儒,丝毫不像兼并六国的雄主”。

参照目前所见荆轲刺秦王画像诸例,沂南汉墓“荆轲刺秦王”(图1c)的与众不同十分明显:秦王与荆轲不仅动势弱于他者,仪容也被少有地“矮化”。比照武氏祠及陕西神木大保当汉墓中该题材画像,上述反差尤为明显。在武氏祠左石室后壁小龛西侧,刻工选取了荆轲“引其匕首以擿秦王,不中,中桐柱”的瞬间。对画中人物表情的描述容易陷于仁智之见,但秦王形象——形体丰硕、头戴通天冠、身穿博袖长衣、怀中散落绶带——符合其王者身份却能成为共识;而且荆轲也确乎是一名武士,被发直指、瞋目切齿、小臂及小腿束紧、绷直的四肢呈斜十字。


图1c

陕西神木大保当东汉16号墓是另一例证,荆轲刺秦王位于墓门门楣中央(图3)。尽管没有题刻榜题,但画题不难确定。秦王位于柱左,头戴体现其王者身份的无帻山形冠,身穿博袖长衣,右手举剑,高抬的右腿及回头的动态说明其正向左快速躲闪,而左袖飘动的线条则暗含多种意象:衣服材质的轻盈、断袖的情节及退闪的迅疾。右侧荆轲戴无帻高冠,衣袖紧束手臂,外衣下摆垂至膝部,裤腿漏外,迈开的双腿在侍卫的反向拉力下,显示出欲扑向秦王的动势。

 


图3 陕西神木大保当东汉16号墓墓门门楣荆轲刺秦王画像(中)、完璧归赵画像(右)

 

上举两例画像至少有四类相同点,即人物、道具、衣冠、动态。相比之下,沂南汉墓中的“荆轲刺秦王”除部分元件相似外,几与经典式画像不同。或许有人辩称沂南汉墓的“荆轲刺秦王”为自足体,它与经典式画像遵循着不同的表现原则。但是,这一说法似乎不能成立,在沂南汉墓本身的画像系统中,“荆轲刺秦王”也远远超出了其所遵循的原则。



模件:判断人物身份的视觉标杆

汉代画像具有程序化特征,刻工往往使用画稿或图谱以便依样葫芦。这种制作方法虽然带给观者千篇一律的观感,却为辨识画题以及讨论画像意义提供了可能。正如秦汉史学者邢义田所言,通过“清理榜题,从榜题和画像的对应关系中找出规律,不仅可以确立榜题的可靠性,也可以在较可靠的据点上去推断那些没有榜题的作品”。这一方法还要求,辨识不具名画像不仅需要将其与同一故事画像比照,同时也应把它置于所属画像组群中考察。

进一步说,根据多个已知且身份相同的人物形象所共享的“模件”,如衣冠、道具、动态等,可粗略辨别同一画像组群中未知人物的身份,从而缩小画题考订的范围。该方法的前提是刻工遵循着特定人群特殊表现的原则。武梁祠画像能够证明这一点,而且这种区别表现也见于沂南汉墓的画像中。

在沂南汉墓中室画像中,能较准确辨识的人物共23人。根据他们的社会、文化身份,大致分成以下四类:

王者:神农、尧、舜、周成王、齐桓公、晋灵公。

贤者:仓颉、周公、孔子、老子、卫姬、苏武、管叔、蔺相如。

武士:孟贲。

侍从:侍女、齐侍郎、马倌。

已知人物共有的模件有助于辨识未知人物的身份。与武梁祠画像中对王者的表现相似,沂南刻工在塑造帝王形象时,也使用了几个重要模件以凸显他们的身份。汉代象征官职高低的“绶”带可视作模件之一,其见于齐桓公、成王以及“聂政”等处(图4)。贤者、武士及侍从皆未佩戴此物,“秦王”和晋灵公画像中也未见这一配饰。


图4  齐桓公(左)、周公辅成王(中)、“聂政”(右)

特殊的衣领——花领或左右祍交叉呈X形且X内散见圆点——为形塑王者的又一模件。所谓花领,即衣领绕颈一周,外轮廓作波浪形且在凸出的弧线内以圆圈装饰,尧、舜、齐桓公等处可见;成王和“聂政”的衣领则呈X形。相反,“秦王”、晋灵公、贤者、武士等未见这类特征。第三个模件是呈交叉状的下摆和垂地的尖头飘带,其可完整地见于尧、舜、齐桓公、成王的袍服。此特征尚可在“聂政”等人身上找到,但表现不完整,而贤士、武士、侍从及“秦王”和晋灵公处则未见。冠式亦为模件之一,中室人物的冠式复杂,但尚有规律可循。除尧、舜二帝戴冕外,贤士皆戴无帻进贤冠,武士之冠有无帻高冠和笼冠两类,而“秦王”所戴为低级小吏的介帻。成王、齐桓公、晋灵公及“聂政”所戴冠式稍有差异,但他们与贤士、武士统一冠式的并置似乎可以反证其身份的特殊。五官清秀、面部曲线圆滑等面部特征也是王者形塑的模件。这类面容可见于仓颉、尧、舜、齐桓公、成王、“聂政”等人物。相较之下,贤士、武士及侍从的颜面特征则显得粗鄙(参见图4,图5)。


图5  沂南汉墓中室西壁南段上格右侧人物(左)、孟贲(中)、“韩相侠累”(右)

中室武士形象易于辨识,所戴冠大致有两类:笼冠和富有动感的高冠。这两种冠是武士形塑的第一个模件。第二个模件为夸张的动态:头部扭转、双臂伸展、手指张开、双腿分立,可见于蔺相如、孟贲、“韩相侠累”等处。颜面特征——脸型棱角分明、双眼圆睁、鼻孔与牙齿外露——是第三个形塑模件,具有此特征者包括孟贲、荆轲及韩相侠累等(图5)。    

对武官形象的简单考察,揭示出“荆轲”的特殊性:其不具有武士体面的冠饰及蔽体的礼服。实际上,与之相似的形象可在中室东壁与南壁的横额上找到,而他们分别是杂技演员、屠夫和厨师。此外,“秦王”与尧、舜、成王等王者形象也相去甚远,倘若其所戴介帻的耳部稍短、不握剑,那么他的形象将与中室马倌无异。

以上考察,不仅证明“荆轲”与“秦王”在沂南汉墓画像系统中与武士及王者形塑的一般特征不符,同时使得一则特殊的画像得以浮现。



拆分与重组:画像适应载体的“权宜之计”

位于“荆轲刺秦王”之上的画像,《报告》认为可能图解了“聂政刺韩相侠累”(图6)的故事。证据为《史记·刺客列传》中的一则文献:“聂政乃辞独行。杖剑至韩,韩相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卫侍者甚众。聂政直入,上阶刺杀侠累。”引证文献之后,《报告》径称:“这幅中举剑而刺的可能是聂政,双手张开、惊跳起来的可能是侠累,画出侠累淬不及防、惊恐万状的情形。”


图6  沂南汉墓西壁北段上格“聂政刺韩相侠累”

暂且搁置图像与文献对应的有效性不论,单就画像而言,其与《报告》的描述既已大相径庭。左侧 “聂政”,双眉、眼角、嘴角下垂,下颌微抬作仰视右侧人物,这些颜面特征似慌乱之下的窘态,而冠、缨带、衣服的飘动方向以及右腿高抬、左脚离地的动作则表明其在快速躲闪。右侧“侠累”,眉、眼角、嘴角上扬、瞳仁圆睁,胡须及缨带的飘动强化了其动势,这种表现更像在追赶“聂政”。相比之下,刺客“聂政”一脸恐惧,而韩相“侠累”则坚毅、勇猛,形象表现与文献所载不符。何况,既是“聂政”刺杀 “侠累”,那么举剑的“聂政”为何反被徒手的“侠累”追着跑?画像自身逻辑已经否定了《报告》的考证。

那么,上格二人是谁?左侧“聂政”的衣冠及颜面特征符合王者身份,右侧“侠累”则是一名武士形象的典型。需要注意的是,位于其下的画像为仆役版“秦王”“荆轲”。两处人物表现的不合常规,或因一个细节而得到解答:上格右侧人物手中缺少的武器,似乎能与下格穿柱匕首产生联系。上格画像中武器的少恰同下格武器的多相伴随:上格仅见一把长剑,而下格却集合四类武器。这一有趣的现象提醒观者,上下两格画像实为“经典式”荆轲刺秦王画像的拆解版:上格左侧为秦王,右侧为荆轲;下格左侧人物或为秦舞阳,而右侧大概是秦国的力士。这一猜测需要进一步回答何以认定以上4人的身份及完整画像为何被一分为二?

要回答以上问题,需要将上下两格画像与荆轲刺秦王画像诸例进行比对。在武氏祠前石室荆轲刺秦王画像(图1a)中,共刻有8人和4种道具:荆轲、秦王、秦舞阳及5名侍卫;匕首穿柱、装有樊于期头颅的方匣、断袖以及一双鞋履。画面中,秦王右手持璧,右腿抬起,左脚离地,作快速躲闪状,回转的头部和上身以及被斩断的衣袖和未及穿上的鞋子暗示着局面的危急,荆轲则显示出扑向秦王的姿态。与前石室不同的是,陕西神木大保当16号汉墓(图3)中的秦王手持长剑而非玉璧,画面中人数由8人减至6人,以适应在有限的门楣空间中表现3则故事的需求。

两例画像所包含的元件可在上格“聂政刺韩相侠累”画像中找到对应:跨步躲闪的左侧人物、手臂上举持物、回转的上身及头部、王冠、绶、长袖等;右侧人物跨步前冲、双手并举、瞋目张牙。即便是荆轲刺秦王画像中不常表现的双履,也能在上格画像中找到,而左侧人物的长袖似乎暗示“绝袖”的情节。如果将左石室荆轲刺秦王中的秦王与荆轲拆解与并置,我们将得到图7。就形式而言,它与上格画像基本相同。唯一的不同——匕首穿柱及装有樊於期头颅的盒子——已被置于下格画像中。


图7  武氏祠左石室及荆轲与秦王并置效果图

可见,上格画像实为匕首投出后的荆轲与逃跑时的秦王并置的效果。相较之下,下格中的二人可能是秦舞阳和秦国侍卫。武氏祠中的秦舞阳头戴介帻,作蜷曲跪拜状。这种表现与荆轲“被发直指”的壮烈气概形成反差,或许刻工意在强调秦舞阳“色变振恐”以及作为荆轲随从的身份。沂南汉墓下格头戴介帻、面容愁苦的秦舞阳可能借鉴了墓室内马倌、门吏的形象,从而替代作跪拜状的秦舞阳以适应拆分之后的画面构图。右侧人物或可与前石室中拥盾持剑的侍卫对应,其半裸的形象可能是刻工有意为之,以与秦舞阳形象区别。

沂南汉墓荆轲刺秦王画像的拆分当受壁面所限。因载体限制而进行的图像修正是艺术处理的常见手法,通过增加或减省人物和道具,故事情节得以在有限的平面上展开。沂南汉墓荆轲刺秦王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唯一刻于“立轴式”柱面上的例子,而与其他诸例横向构图不同。相同的处理方式在陕西神木大保当5号墓中(图8)得以展现,完整的完璧归赵画像(图3)在此发生了变化,它不再装饰于狭长的门楣,而是刻在纵向的墓门立柱。这一位置与沂南汉墓中荆轲刺秦王所在壁面十分相似,尤为重要的是两地刻工的处理方式也基本相同:拆分、上下排列。


图8 陕西神木大保当5号墓墓门立柱完璧归赵画像

在陕西神木大保当5号汉墓中,拆分与重组或可产生新的意义,但元件的保留暗示出刻工适应柱子布置形象的动机。通过对经典格套的拆分与重组,刻工不仅解决了载体给其带来的难题,同时也为千年之后的人们想象其创作思路留下了具体线索。 (责任编辑:郜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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