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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三墓出土青铜器之谜

作者:文/本刊记者 刘婷婷     来源:《艺术市场》2016年4期上旬刊

        2016年初,由中国国家博物馆和河南博物院合作举办的“大象中原——河南历史文化展”在国博开展,展至3月31日。这是河南博物院的105件(套)文物首次进京,其中放置在展厅中最吸引人注目的便是“春秋莲鹤青铜方壶”。莲鹤方壶存世两件,1923年出土于河南新郑李家楼郑公大墓,现一件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青铜馆,一件存于河南博物院。

        新郑郑公大墓出土的珍贵文物不胜枚举,仅方壶就有4件,除一对莲鹤方壶外,同样大名鼎鼎的蟠龙方壶亦分存于不同的博物馆,一件藏于北京的故宫博物院,一件藏于台北的历史博物馆(以下简称“史博馆”)。

        史博馆的青铜器收藏丰厚,主要馆藏铜器除新郑大墓出土的文物外,还有辉县琉璃阁甲乙墓的器物。后者于1936年发掘于河南省辉县,以出土的青铜器、玉器及陶器而著名。

        记者日前于台北采访了青铜器研究专家杨式昭,她自1975年开始在史博馆工作,从事青铜器研究已逾40年。杨女士向记者介绍了史博馆现存青铜器的历史沿革,及一些稀世珍宝的待解之谜。



杨式昭
青铜器研究专家,史博馆前青铜器研究员。
从事青铜器研究已逾40年。


三墓文物的前世今生

史博馆藏青铜器两三百件,就是以河南三墓出土的文物为主:1923年河南新郑发现的郑公大墓,学术界多推测是春秋时期郑国国君之墓;另一个是1936年发现的辉县琉璃阁甲乙墓,其年代普遍认为是春秋时的卫国。据考,新郑墓与辉县甲乙墓年代大约相距50年。
1949年一批文物迁台,这3个墓葬出土的部分青铜器后随之入藏史博馆。这也是今日同坑文物被分别收藏于海峡两岸不同博物馆的原因。史博馆与河南博物院后来结为姊妹馆,正是由于这千丝万缕不可切断的关系。


【新郑郑公大墓】

        新郑铜器早于殷墟发掘,但由于缺乏发掘出土应具备的科学化考古方法,没有记录发掘的坑位及位置,地层及墓葬的形制都不甚清楚。杨式昭向记者介绍了该墓的发掘情况:1923年,军阀割据、盗匪横行,北伐尚未开始。在河南新郑一个名为李锐的园中,凿井三丈深后无意间惊现铜器。因为当时市面上青铜器已经很值钱了,李锐便私下变卖了几件。发现古代墓穴的事后被孙传芳的大将,北洋军第二路备补军团长靳云鹗得知,他将李锐之园围住,并带了一些北洋兵和当地挑夫对墓地进行挖掘,后来他又亲自将新郑墓中最早被卖到市场上的七八件青铜器买回来,从而使得这个墓葬的出土青铜器构成是完整的,这些青铜器后尽数运往开封的古物保存所保存,而靳云鹗组织乡绅筹建的这个古物研究所,就是现在河南博物院的前身。

        近一个世纪以来,新郑铜器经历了相当传奇的际遇与沧桑,分别存于海峡两岸的5个博物馆中,如今保存在史博馆的有21件。在所获铜器之中有铭文可识者,仅见于一件王子婴次炉,婴次炉铜器现在已经成为研究者的重要参考材料。该器整体呈长方盘形,敞口,方唇;四壁斜直下收,两长壁外壁中央各有一环耳,两短壁外则各有一个吊链;器底残缺,只余一周23个残短柱。四壁饰细密的斜方格谷粒纹。内壁有铭文7字:“王子婴次之燎炉。”而器物究竟功用为何以及器主与墓主的身份究竟为何,是现在仍旧未有定论的待解之谜。

【琉璃阁甲乙二墓】

        琉璃阁,实名为文昌阁,因阁顶覆以绿色琉璃瓦而被当地百姓冠以“琉璃阁”之名。琉璃阁遗址面积12万平方米。在这里发现了战国时期的车马坑;首次发现了安阳殷墟之外的晚商墓地;首次找到了早于殷墟的商代遗址,集中使用年代长达1500年左右,将中国历史向前推了二三百年,在一定程度上启示了郑州商城的发现。琉璃阁被专家誉为“中国考古学的新起点和里程碑”。

        1935年12月和1937年春,前中央研究院在河南辉县县城东南郊的琉璃阁墓地发掘了一批战国墓,当时的河南省博物馆于1936年9至11月,在该墓地的东北角发掘了甲、乙两座大墓,收获颇丰。1950年和1951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又在此墓地进行了两次发掘。这5次发掘共得战国墓80座,它们排列有序,在规模大小、随葬品多寡及时代早晚上存在着差异。
有关辉县琉璃阁墓地国别之说,由于出土资料不全,业界也未有定论。目前以三种观点为主:战国魏墓、春秋中晚期到战国的卫墓、春秋战国之际的范氏墓,均各有其依据。不过普遍更倾向于第二种说法,即春秋战国时的卫国之墓。

        “由于1937年日本侵华,因此刚发掘出土的文物还来不及写考古报告,就被直接装箱,经由武汉运往重庆,在中央大学的地窖里存放了12年。”谈及史博馆甲乙墓文物的来历,杨式昭说道,“1949年,38箱文物运往台湾地区,存在史博馆,不过这38箱里不单只有甲乙墓、新郑墓出土的青铜器,还有唐三彩、一些织绣、石雕等。后来我们和河南博物院决定联手将这批文物做一个整理汇集编录,但是因为当时是两个墓,装箱的时候青铜器并没有详细分开,后来我们就把甲乙墓的文物来做一个厘清。将1936年发掘的河南辉县甲乙墓的发掘过程及所出文物,对墓葬主的身份和年代进行了科学推论,展示了其中重要文物尺寸、形制、纹饰,使长期以来分隔海峡两岸的甲乙二墓文物第一次完整地得以面世。”

        通过两馆合力梳理之后得知,今日辉县甲乙墓出土青铜器分存于海峡两岸6座博物馆共计398件,其中史博馆155件、河南博物院207件、北京故宫19件、深圳市博物馆6件、中国国家博物馆1件、南开大学1件。

新郑方壶有两式 
        一为蟠虺方壶,壶盖上是仰帽式细密蟠螭纹透雕式,和上马村方壶盖上透雕式相似,但蟠绞不一。盖外壁系带状细密双8字蟠螭纹,和牢鼎上的相同,却上缀了乳丁,作三角折线式的安置。壶胸及腹上用早期的十字形带纹来划分,在胸上十字带划分的左右两部分作盾形,饰以双钩凸线蟠虺纹,腹上部分则素无纹饰。

        二为蟠龙方壶,壶身遍饰蟠龙纹,除颈部左右各有一大型双耳饰外,足下前后各有一伏龙饰。这些虎形纹饰是蟠龙方壶的又一特征,有躯干逐渐演化而成一修长已达于委蜿的状态:当与蛇状龙纹有所关联,故古籍中也称为“委蛇”,是虫、兽不分的龙纹的再变。大型龙耳饰口中两旁上翘的委蜿纹。蟠龙方壶盖上有立鸟式,故又名为鸟盖方壶。

        蟠龙纹方壶身上的蟠龙纹,正、侧面的中央都是以一正面龙纹为主纹,而与四方各龙纹相蟠绞。主龙纹有爪形足,口吐舌,如蛇吐信。所有的龙身,遍体饰以变相蝉纹,为晚期龙身饰细涡纹的启示者。


[ 郑卫之地,瑰宝重现 ]

新郑郑公墓与辉县甲乙墓相隔年代不远,均为东周墓葬,三座大墓的出土文物是研究中国上古历史的珍贵资料。

【西周东周大不同】

        西周和东周的青铜器有很大不一样。西周时国家有雄厚的财力,并且有着森严的青铜器铸造使用等级制度,周王可以将铸造好的青铜器作为礼物赠予诸侯王;也可以像毛公鼎一样,用来记述功勋,供后人在宗庙中祭祀膜拜。随着周平王迁都洛邑,东周建立后,周王室名存实亡,需要诸侯供养,丧失了钱与权的东周王室已不再能赏赐昂贵的青铜器了。与此同时,所有的诸侯国开始壮大,各诸侯开始按自己的心意来制造铜器,逐渐逾制,而且各国所出青铜器有着强烈的地域性差别。杨式昭解释:“比如辉县琉璃阁所出土的青铜器,就比较偏向西周的,器形算比较保守。而新郑墓出土的就不一样了,郑国当时是一个贸易中心,经贸往来四通八达,商人很多,经济比较发达,因此,郑国有当时最好的青铜器。以著名的蟠龙方壶举例,与西周时不同的是,它保留了西周方壶的外形,将从前方壶很小的双耳变成了精致的龙饰,方壶的顶部加了浮雕盖子。这是因为春秋郑国时可以焊铜器了,因此,高浮雕的纹饰开始出现,这些浮雕使得青铜器外表看起来非常精美奢华。”


【龙盘虎踞,蛇纹当道】

        随着浮雕纹饰的广泛使用,应运而生了众多纹饰。如蛟龙纹、蟠龙纹等。“现在蟠龙纹也被称为‘新郑式花纹’,因为只有新郑墓出土的这批铜器此类纹饰特别清晰。”杨式昭指着一些器物对记者介绍,“类似的蛇纹到春秋战国时成为主流,很多花纹是以蛇纹做基础。”

        春秋时大型青铜器经常出现的一种设计是龙盘虎踞,即老虎在底足处,龙盘踞在器身上,尤以底足处吐舌的老虎为代表。“这种吐长舌的老虎造型源自楚国的习俗。”杨式昭解释道,“楚国尚巫术,女巫在作法时要吐舌头,因此反映到青铜器造型上跟巫是有关系的。再看后来一些战国墓地出土的青铜器,老虎的舌头更是非常长,这也是我们现在关于民俗学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除了造型设计上与西周有不同之外,春秋战国时的铜器在色泽上也有了进步。“填漆是春秋特殊的技法,为了凸显出它是金色的。虽然我们现在看到的呈现黑色,但是当时刚做好时其实是玫瑰金色。”杨式昭说,“如今去故宫看到的青铜器很多是黑色的,因为这些铜器是从墓里挖掘出来的,或许出土时还带有细菌,而古人收藏青铜器没有现在的科技手段,只好对它进行消毒,就是先将它们煮了,煮过之后在表面上再打一层蜡,它就永远不会生锈,因此就变成黑皮了——这样的青铜器叫做‘生坑’出土。19世纪之后,考古界认为,从墓葬里出土的器物要维持它本来的样貌,上面的锈斑是其美丽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一些墓葬出土青铜器的表皮锈斑呈现绿色、紫色、赭石色、淡黄褐色等——这些青铜器被称为‘熟坑’。”

郑国乐器之构成
        古代乐器,按用途可分为两类:祭祀、宴会、举行典礼时使用和军队中使用。

        古青铜乐器大致可分铙、钲、句鑃、铎、铃、钟和鼓等七类。从现存的古钟和句鑃上的铭文:“以乐父兄,以宴宾客”上看,证明是宴飨的乐器。从现存的钲的铭文:“余以行吾师,余以故吾徒,余以伐除”来看,证明它是军队中使用的乐器。但这只是大致的分类,因象钟、鼓既是宴飨中的乐器,也用于军队。

        新郑大墓中出土的乐器含镈和编钟两类。从新郑金城路社稷遗址的考古资料得知,郑国编钟的悬挂方式有其固定的模式,其一钟共由24件组成,分三肆悬挂,上两肆为编钟,每肆各10件,下肆为四镈。编钟为演奏旋律之乐器,而镈则为演奏节奏之乐器。以是观之,新郑器群中的乐器应当为24件,其中的编钟可能已散佚一件。


【靡靡之音为哪般?】

        自周朝初期周公“制礼作乐”形成独有文化体系,礼乐便被视为正统的文化根基。诸侯争霸的春秋战国时期,礼坏乐崩,礼乐制度受到严重冲击,进而造成后来的儒家创始人孔子,将致力恢复西周时期的礼乐制度作为自身的毕生追求。被孔夫子所大力批判的“郑卫之音”中的郑卫,也就是本文所谈的3座古墓所在之地。

        新郑墓与琉璃阁甲乙墓中均出土了大量乐器,在诸侯国逐渐逾制的春秋战国时期,从礼器到乐器均不再遵从王室礼制而各司其好,因此才会出现如此多的乐器。孔子说郑卫之音容易让人颓废、想七想八,陷入声色犬马而不立大志,故为靡靡之音。

记者手记:
谜一样的人形兽

记者在史博馆见到一尊造型奇异的铜器,标记为“镇墓兽”。“它就如操蛇、戏蛇、践蛇之神,后来徐中舒认为它为镇墓之神。”杨式昭介绍,“青铜器是一个国家文明发展的标志,在世界上最早开始铸造青铜器的地区,不论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希腊、罗马等,它们都是用青铜器铸造人像,只有中国古代才将昂贵的青铜用来做尊贵的供器,祭祀神灵。而这件作品非常特殊,我们虽然将其定名为镇墓兽,但它到现在依旧是一个谜——不知道是什么器形,功能为何也不确定。虽然最后还是倾向将这一件青铜器定位为兽,但是它是中国出土的唯一一件类人形的青铜器,也是史博馆的镇馆之宝。”(责任编辑:陆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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