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藏

青铜器与铭文的创新性探究

    

导语:穿过故宫的神武门,向西行几百米,记者进入了杜老在故宫研究室里的办公室。在这个不足10平方米的办公室内,首先映入记者眼帘的便是——书籍,书柜内已放置不下,茶几、沙发上也乱中有序的堆满一摞摞的研究资料。在其简单的办公桌上,没有现代化的办公用具,唯一吸引记者目光的便是桌面上玻璃下方的一页被裁减过的报纸,在这已经泛黄的旧报纸上有着激励杜老不断奋斗的座右铭。而对杜老的采访也就此展开,在两个多小时的采访中,杜老从其自身50余年的从业经历谈及中国青铜时代的历史、文化意义,从青铜器发展的时代变迁具体到青铜器的鉴赏、辨伪,为我们从宏观至微观的展现了当今对青铜器研究的最新成果。

 

注定与“青铜”结缘一生

    杜老为北京市人,其父母皆是上世纪20年代的大学里有关文史专业毕业生,由于受家庭的熏陶及自己兴趣爱好使然,从上世纪50年代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的考古专业开始,他似乎就注定与历史考古结缘,并为之奋斗一生。

在采访中得知,杜老从大学毕业之后便分配到故宫博物院工作,如今曾经在故宫与之并肩而战的同事绝大数已然退休,而杜老至今仍坚守在考古文史研究的最前线。从学校毕业到工作单位,杜老通过老师的“传道授业”及自己的不断学习、实践,逐渐对其研究领域有了更为全面、立体的认知。但是由于单位对工作分工有着细致的划分,所以杜老在当时故宫领导的决定下开始了对包括古文字、青铜器金石学的研究。曾有媒体问及杜老,在当时新中国成立不久,一切都万象更新之时,年轻的自己为何选则与这些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古物打交道?杜老当时回道:“当时我只是感觉考古很神秘、很诡趣,有很特别的神秘感。”而如今杜老从事文物研究已经50余年,内心是否还留存着最初的那份神秘感,杜老则表示:因为几十年已过,现在和年轻时的感觉已经不太一样。但是如果自己发现一些新的资料、材料还未解开时,那种神秘感仍然存在,自己必须把问题弄清楚并解决掉。

据杜老介绍,在其50余年的从业经历中,他主要从事古代青铜器、古文字和商周秦汉考古的学术理论研究与文物鉴定等工作。杜老厚积薄发,其研究内容涉及到古文字考释、器物考证、考古类型学、青铜器鉴定等多维度的层面,论著并建立了青铜器与金文完整发展演变的理论体系。在从事大量科研工作之外,杜老还曾赴美国、法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及中国的香港、台湾地区进行文化学术交流,多次受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大家”栏目及香港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栏目的专访或演讲。同时,他还曾在多所高校兼职教授工作并培养研究生,可谓桃李满园。而在他所有的工作经历中,上世纪90年代参加的全国文物鉴定系统工程可谓意义非凡。在这个过程中,杜老坚守着为前人负责、为历史负责的信念,负责完成了青铜器与金文的鉴定,取得了很大的成果,现在我们所熟知的“马踏飞燕”“长信宫灯”等中国历史中著名的青铜器都经由杜老鉴定为国宝级器物。

纵观杜老至今仍未结束的工作经历,也许正是他“几十年如一日”的执着精神及永无止境的探索精神最终成就了他今日的辉煌,而今的他更是被海内外的媒体誉为中国“青铜器鉴定第一人”。

 

青铜器发展的时代变迁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青铜时代是中国几千年文明历史中重要的阶段,作为当时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产物,青铜器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诠释着自身的价值意义。那么我们应如何正视青铜时代在中国历史发展之中的意义?杜老作为研究青铜器的专家,他认为青铜时代的意义更应该是中华文明真正开始的标志。在某一区域内 “文明”的产生,如果以当时生产力进步并推动社会发展为衡量标准,中华民族的文明应当是在原始社会之后“青铜时代”的来临为起点,根据考古资料的显示,原始社会的末期可以认为是文明产生的萌芽期,而真正的文明产生当以青铜文明的起点,即夏代为始发点。而文明产生的条件应该有几个条件,例如青铜冶炼技术的发明;文字的产生;简单城邑的出现等条件。

对青铜器而言,古人荀子曾言“型范正,金锡美,工冶巧,火齐得……”(模具制作精确,铜、锡质量过关,工匠水平高,火候也要合适。)而今天杜老对青铜器的鉴赏则总结为“造型优美,铸造精巧,花纹细腻,铭文典雅”,具有很高的历史、艺术、科学、收藏价值。

    经过几十年的研究,杜老对青铜器与金文的发展史已经建立了完备、科学的理论体系,从原始社会、夏商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至宋元时期,杜老总结了每个时代的特征:

青铜时代的文明萌芽于原始社会晚期,考古学者曾在以马家窑文化为代表的西北地区发掘出具有铜、锡成分的小型刀具,而这也是今天考古发现的最早铜器。至夏代虽然已进入“青铜时代”,但当时的造型、花纹装饰较为简单、粗糙,数量也相对较少,此时可看做该时代更完整的萌芽期;到商周时期,青铜器的数量、种类较多,形体更大,花纹装饰更为繁缛、细密,而且此时青铜器上有着古文献作用的铭文字数更多,尤其在商代末期以后,铭文的数量从几十字多至几百字。目前铭文字数最多的一件青铜器为台北故宫藏的毛公鼎,铭文字数达到497个字;到东周时期,诸侯僭越,各诸侯国都建有自己的铜器铸造工房,所以此时的青铜器的特点因地域不同而呈现一定的差异性,但同时该时期的青铜器又有着统一的风格。例如,此时期的一种器形“敦”,当时的楚国、燕国、齐国较为常见,该器形虽然整体呈圆形,但在三个国家分别有着不同的形制。楚国的敦整体更像圆球,齐国则为扁圆,而燕国则像鸡蛋呈现长圆;两汉以后,青铜器更多的为生活制品,但此时在工艺上较为常见错金银技术,很多器物做工相当精致,例如铜镜、带钩等;时至魏晋、隋唐后,“青铜时代”已经开始走下坡路;到宋朝之后,青铜器则主要以仿作、伪造为主。

由于铭文对于全面赏鉴青铜器及研究古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所以杜老长期更是注意全方位掌握古文字的基本内容。杜老表示,他常将文字资料与典籍、训诂、古音韵、铭文的语法、结构等相互联系运用,以得出所考文字在形、音、义方面的正确解释。在其著作的《全国铜器鉴定所见金文考察》一文中,阐明了全国各级博物馆所藏的金文,尤其是新发现资料的特殊价值,经全方位研究后,将金文的内涵价值提升至一个新的阶段。

 

青铜器的鉴定

对于青铜器的鉴定而言,杜老表示,它包括青铜器的真伪鉴定及时代鉴定,两者的鉴定都会涉及到很多复杂的情况,鉴定者需要深厚的理论知识及丰富的实践经验才可为之。

青铜器的真伪鉴定

    青铜器的作伪很早就有文献记载,《韩非子·说林》:“齐伐鲁,索馋鼎,鲁以其赝往。”在杜老看来,古代青铜器有仿制与伪造之分,两者虽然都对先秦两汉青铜器的造型、纹饰、铭文等方面进行模仿制造,但仿制主要目的是用于某种特殊的需求,例如宗庙祭祀、制礼作乐等,这些仿制品所模仿的青铜器及文字等方面,不必与被仿对象完全一致,而是大体相似即可。有些仿制品在造型、纹饰等方面时常还有一定的创新,反映了当时的风格特点。而伪造则不同,其并非真正好古,而是完全作假,其目的是获取暴利。

据杜老研究,青铜器的实物伪造从南北朝到隋唐这一时间阶段内就已有之,此时主要以仿两汉时期的铜镜为主。两宋之后伪作较为常见,其原因是当时统治阶层的嗜古及金石学的兴起,这使古青铜器在经济价值上不断增长,所以当时的不法古董商开始大量伪造赝品并使其充斥市场,此时伪造的青铜器较为逼真,而且多伪造形体较大的器物,但其花纹相对粗糙。另外,此时铜质多为黄铜,所以器物表面锈色则呈现草绿色,铜皮较薄。元代也曾仿制更早之前的铜器,但其多留有年号,另外,此时间段多见青铜造像,器物外表颜色多呈棕色。明代青铜细工工艺发展长足,铜器的仿制与伪造都较常见,此时铜器也多留有年号。清代至民国,伪造青铜器连绵不绝,式皆法古,伪造技术五花八门,而且一直影响至今天。今天的伪造伎俩更不容小觑,很多造假者利用当今科学工艺可以根据青铜器年代、材质的不同及“水坑” “干坑”之别而对其进行伪造,一般藏家根本不易辨认。

    对于今天的青铜器真伪的鉴定而言,如若掌握要领,则需要大量理论知识的积累及长时间的实践经验,在杜老看来,这些经验与感受仅靠单纯的书籍知识是无法体会的。对此,杜老向记者讲述着他的经验之谈。例如,真的青铜器物整体感觉比较浑朴、古拙、凝重,假的器物则明显单薄;在器物的重量方面,同样大小、形制的器物在重量上略有不同,真器因年代的久远往往会有一定的失重,重量相对较轻,而假器物与之相比则常常较重,有一定的压手感;纹饰方面,真器表现的严谨,布局合理,而假器在纹饰表现上通常会走形、走样;铭文在青铜器鉴定中要仔细考究,真器的铭文内容都是顺理成章,而很多假器都是胡乱刻之;铜质的考察在青铜器的鉴定中是重要的关卡,真假铜器的铜锈与铜皮有很大差异,真器的铜锈、铜皮都是经过几千年氧化由内而外的发出,而后经加工的假铜器的铜锈与铜皮很容易脱落;在触摸感方面,就流传下来的真器而言,闭目整体触摸会有光润、舒适之感,而假器无论如何打磨、加工,都会有隐约的刺手感。

古今青铜器的作伪伎俩

    从古至今青铜器的伪造有着不同的伎俩,杜老对其有以下几方面的总结:

    一是器物整体作伪。这种青铜器的作伪方式包括对其器体、花纹装饰及铭文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伪造,此种方式常采用真器翻模,或者按照著录上的图像模仿古制进行伪造。整体伪造的青铜器在其装饰、铭文的组成上又分以下几种:无纹无铭器、有纹无铭器、同有花纹铭文器及仅有铭文器等几种情况。以往的青铜器作伪者为投一般藏家尤其是海外收藏人士的癖好,常作鸟兽形的酒尊等器物,因此不少鸟兽尊的伪作都流落到国外。杜老曾在法国巴黎某博物馆见到不少铜质鸟兽尊的伪作,而在国内铜器的鉴定中,所见的伪作鸟兽尊也不在少数。

    二是利用残缺的真器作伪。旧时伪作青铜器经常在残缺不全的真器上加以新的作伪部分,有时会通过拼凑其他旧器的残件使之成为完整无缺的整器,古董行将此种伪造品称为“捯饬货”。也有作伪者利用某件铜器的残碎片再重新制作一件器物。

    三是铜器上作伪铭文。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很多都有铭文,这些铭文内容常常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铭文对于青铜器而言又有“一字值千金”的经济价值,因此一些古董商在作伪青铜器上常常又加上铭文。铜器铭文的选材多样且复杂,许多都是以古籍著录的拓本内容为蓝本进行摹写铭文,其中有的是对全篇临摹,有的则是截取原铭文内容的某部分,铸或刻在真器或伪器上。因此铭文的辨伪在青铜器的鉴伪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四是素面真器上增刻伪纹饰。此种作伪方式是为增强铜器装饰方面的富丽感,以此提高器物的艺术、经济价值,但此种方式对原器物造成很大的破坏,画蛇添足的行径反而降低了铜器的价值。故宫博物院收藏了一件商代素面调色器,作伪者就将其三个筒的颈部及器身部分刻上了蝉纹和蕉叶纹。另外,也有作伪者在真器上同时加伪花纹及伪铭文的情况。

青铜器的时代鉴定

就青铜器的时代鉴定而言,杜老表示,应遵循综合考量的方法,不应仅孤立的注意器物的某一方面,而是从多方面对其考究,青铜器的断代有以下几个方法:一是,在出土和传世的青铜器中,有很多本身已经标明时期年代,这些并无争议的器物可视为青铜器断代的标准器,对于这些器物要注意对其深入的研究与探索,在为其他青铜器断代时,可将两者进行比较。二是,如果青铜器是在墓葬中出土发掘,要综合考察墓葬、遗址及地层关系,同时参照与青铜器同时出土的共存物,例如陶器、钱币为常见并对青铜器断代有很大意义的器物。三是,在古代就有时人尚古而进行收藏的传统,对于一些随葬青铜器的断代还应更为全面的考察,例如在清代出土的青铜器中,不乏年代更为久远的器物。所以即使是科学发掘品,仍要对青铜器的的造型、纹饰、铭文及铸造工艺等方面进行细致考量。四是,用出土的铜器实物与古文献记载进行相互佐证,例如1965年出土的何尊就可与古文献记载“周成王时营建成周洛邑”相印证。五是,利用现代科学方法对出土铜器的墓葬、墓穴遗址内的有机物进行C14等方式的年代测定。或者用科学方法化验青铜器的合金成分及主要金属比例,但此种方法具有一定局限性,因为某一时代的某种器物与不同时代的同种器物在合金成分与比例上有时界限并不分明,同时在古代不同地域铸造青铜器在合金配比上并没有严格统一的标准,所以此种方法在青铜器的断代上只有一定的参考意义。(责任编辑:刘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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