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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五大名窑,宋代还有接地气的磁州窑

作者:张新沂     来源:《艺术市场》11月号刊

        河北磁州(今磁县)因县西有盛产磁石的磁山而得名。磁县西临太行山脉,东接华北平原,蕴太行灵秀,汲漳河、滏阳河之润泽,自古以来就孕育了灿烂的历史文明。磁州窑陶瓷始于北朝,宋、金、元时期是其发展高峰,逐渐形成庞大的磁州窑系,为中国北方影响最大的民间窑场。宋代磁州窑烧造规模宏大,从业者数千众,其两处烧造中心分别位于漳河两岸的观台镇以及滏阳河畔的彭城;所产陶瓷质地粗糙而坚韧,造型丰富,以白地黑花的独特装饰艺术闻名于世,是典型的“黑白艺术”,风格浑朴,影响深远。

 

图1 宋代花瓣口长颈瓶 磁州窑博物馆藏

 

历史文献中的磁州窑

 

        宋代陶瓷艺术成就卓越,名窑辈出,然而论窑器者,必曰钧、汝、官、哥、定。磁州窑虽产量大,影响也相对广泛,但磁州窑瓷器多用于陪葬而很少被文献记载,直到明初曹昭写的《格古要论》一书才提到它。之后文献中所记,或沿袭曹昭之说,或有失公允。之所以如此,应是与磁州窑瓷器的美学风格和当时主流风格不同、不受统治阶级赏识有莫大关系。

 

        明清至近代文献对磁州窑的记载择要列举如下:

 

        明代曹昭《格古要论·古窑器论》:“古磁器,出河南彰德府磁州。好者与定器相似,但无泪痕,亦有划花、绣花、素者价高于定器。新者不足论也。”

 

        明代谢肇淛《五杂俎·物部四》:“今俗语窑器谓之磁器者,盖河南磁州窑最多。故相沿名之。”

 

        清代蓝浦《景德镇陶录》卷七:“磁州窑:始磁州,昔属河南彰德府,今属北直隶广平府,称‘磁器’者盖此。又本磁石制泥,为坯陶成,所以名也。器之佳者与定相似,但无泪痕。亦有划花、绣花。其素者,价高于定,在宋代固著。今人讹以陶窑瓷品概呼为‘磁器’,不知另有是种窑。”

     清代梁同书《古窑器考》磁州窑:“磁器出于古邯郸地磁州,故名磁器。昔属河南彰德府,今属北直隶广平府。好者与定器相似,但无泪痕,亦有划花、绣花,素者价高于定,新者不足论。磁乃石名,此磁器以所出地而名也,今人讹以陶窑瓷瓦器概书为磁器,真可笑耳。”

 

        佚名撰写《瓷鉴》:“磁窑:出于磁州(按:磁州,宋属河南彰德府,今属直隶广平府),亦宋时烧造也。其器有白釉者,有黑釉者,有白地黑花者不等。磁器之胎釉:磁窑胚胎,其色白,与耀窑相同。釉汁与牛乳无异。黑釉之中,多有铁锈花、黑花之色,俨如贴残之膏药。”

 

     近代许之衡(1877至1935年)《饮流斋说瓷·说窑第二》磁窑:“出磁州(昔属河南,今属直隶),宋时所建。磁石引针之磁石即产是州,取名炼陶,瓷器之名乃专指此,令人辄误,以磁与瓷混用矣。器有白釉,有黑釉,有白釉黑花不等,大率仿定居多,但无泪痕,亦有画花、凸花者。白釉者俨同牛乳色,黑釉中多有铁锈花,黑花之色与贴残之膏药无异。”

 

        近代邵蜇民《增补古今瓷器源流考》:“磁州窑(直隶磁县):晋代置(见《陶瓷汇编》)。器窑所制器佳者与定器比美,但无泪痕,式样、花纹亦多仿定。”

    近代黄矞《瓷史》卷上:“磁州窑出河南磁州。《格古要论》称其好者与定器相似,但无泪痕,亦有划花、绣花,素者价高于定器。新者不足论也。新者盖指元明烧者也,今不概见。”

 

图2 宋代白地点彩草叶纹行炉 磁州窑博物馆藏


艺术风格之成因

 

      纵观磁州窑瓷器,无不焕发雄浑大气的阳刚之美,其艺术风格的形成受多方面社会因素的影响。

 

  (一)地域环境。磁州窑位于河北省邯郸市磁县,古属燕赵之地,自古以来“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其地民风淳朴,气质粗犷豪爽。正所谓“南秀北雄”,这种地理环境、人文传统是磁州窑粗犷豪放,雄浑质朴的艺术风格得以形成的地缘基础。

 

     (二)市民文化。宋代的城镇经济十分发达,市民文化兴起。在市民文化影响下,各类民间艺术风格鲜明。在陶瓷艺术方面,宋瓷出现了明显的官窑与民窑的区分,打破了唐以来官方贡器与民间用器只有粗细之分的局面。官窑瓷器风格趋于宫廷文化,符合文人士大夫的艺术需求,追求典雅高贵,民窑瓷器则迎合市民文化,顺承民间大众的艺术审美,相对粗犷豪迈。

 

    (三)制作工艺。优良的瓷器给人“类玉类冰”“类银类雪”之感,追求一种情景交融的升华。美学家宗白华先生在《艺境》中认为,瓷器就是玉的精神的传承与光大。磁州窑瓷器的产量极大,但其定位为百姓日用瓷器,尽管品种丰富,但在生产方面要求省时、省工、省料,不同于官方贡品在工艺上精益求精、不惜工本。加上当地瓷土比较粗糙,这样就使得产品表面不甚光滑莹润,没有“类玉类冰”的感觉。据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的《中国陶瓷史》统计,宋代时期,磁州窑瓷器仅向宫廷进贡一次。

 

    (四)装饰心理。磁州窑瓷器的主要消费对象是普通百姓,其造型要实用,故而造型敦厚、饱满;装饰要符合百姓的心理需求,因此题材丰富且富有乡土气息,色调浓烈,讲究对比,从而形成生动质朴的特色。窑工皆来自民间,制作时可以随心所,自由创作,不像宫廷艺术严格遵循章法。

 

图3 宋代磁州窑黑剔花折枝牡丹纹梅瓶 故宫博物院藏

 

图4 宋代白地墨龙纹梅瓶 日本白鹤美术馆藏


装饰之美

 

      宋代磁州窑的品种极为丰富,除了日用瓷器之外,还有文具、玩具、陈设品等,瓷器造型异常丰富。除了常见的碗、盘、碟、盏、瓶、罐、钵、盆、缸、水盂、笔洗、瓷枕、灯具等之外,还有花口长颈瓶、梅瓶、筒形罐、广腹钵、行炉(源自早期的鹊尾炉,为礼佛时行香所用)等个性鲜明的器物(图1、图2)。其次,磁州窑工匠在化妆土的基础上,又创制很多新的装饰技法,如白地黑花、白釉刻花、白釉剔花、黑釉刻剔等多种手法,形成磁州窑瓷器特色鲜明的装饰艺术(图3)。此外,还将绘画技法进一步普及运用到瓷器上,提高了陶瓷工艺的审美层次,丰富了陶瓷工艺的审美意趣,开创瓷器绘画装饰的新时代。而磁州窑瓷器的最大成就体现在装饰艺术上,可谓奇巧百端,变化万千。

 

      宋代磁州窑瓷器在实用的基础上力求作品的艺术观赏价值,各类瓷器无不端庄大方、比例适度、装饰线条流畅。磁州窑的装饰题材相当丰富。包括常见的花鸟虫鱼、飞禽走兽、人物、神话故事、吉祥图案、几何纹样等。除此之外,文字装饰成为磁州窑磁器的装饰特色。这些内容都是贴近百姓生活和心理需要,寄托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期望。

 

      现藏于日本白鹤美术馆的宋代白地墨龙纹梅瓶是磁州窑瓷器的经典作品。该瓶高40余厘米,造型挺拔,瓶身装饰一条张牙舞爪的巨龙,姿势夸张,神态逼真,尽显威武之态。大面积的白地与墨龙形象形成黑白对比,凹凸起伏,层次分明(图4)。龙纹、凤纹、龙凤呈祥、双龙戏珠等图案在宋、金、元时期的磁州窑的装饰中大量出现,表明百姓对吉祥美好生活图景的向往。

 

图5 白地黑彩孩儿垂钓纹瓷枕 河北省博物馆藏

 

图6 宋代磁州窑白釉珍珠地牡丹纹枕 河北省博物馆藏


      婴戏题材在磁州窑瓷器的装饰纹样中十分流行,这与市民文化的兴起有直接关系。诸如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苏汉臣的《百子嬉春图》《秋庭戏婴图》《货郎图》,李嵩的《货郎担图》等作品都表现了民间风俗。磁州窑的婴戏装饰有童子垂钓、牧鸭、蹴球、折花、追嬉等多种场面。形象天真可爱、饱满活泼。这类装饰多数为绘画装饰,笔法流畅、简练生动、写意性强。河北省博物馆收藏的宋代白釉黑彩孩儿垂钓纹瓷枕堪称代表,该瓷枕出土于河北邢台市,枕底部压印“张家枕”戳记,枕面绘一名儿童在河边钓鱼,寥寥数笔就描绘出恬静的乡村生活场景,儿童天真专注、神态可掬的形象被表现的非常空灵(图5)。


      磁州窑陶瓷艺术以俗为雅,俗中有雅,雅中含俗,雅俗共赏。牡丹花高雅华贵、莲花高洁清纯、山水画意境深幽,此种雅致在磁州窑的装饰中也大量出现。牡丹花在宋代时被誉为“富贵花”,象征着繁荣昌盛、富贵如意。无论是哪个阶层,都喜欢把它作为装饰纹样。磁州窑磁器上面装饰的牡丹纹饱满而生动,姿态各异,线条流畅,构图适宜(图6)。

 

      以书画为装饰,唐代长沙窑的釉下彩绘首开先河。到了宋代,书画的发展直接影响了工艺美术领域。宋代的缂丝工艺向绘画方面发展,逐渐成为独立的艺术欣赏品,刺绣工艺也以绘画作品为样本进行制作。磁州窑的装饰相应地吸收了唐代长沙窑的彩绘技法,并且有所创新。

 

      宋代的绘画十分发达,这与统治阶级的重视、提倡有很大关系。院体画、文人画与风俗画齐头并进,以文人画为主。黄庭坚云:“士大夫处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士大夫们认为民间艺术是“俗”艺术,崇尚典雅而轻看民俗。实际上宋代风俗画在民间深深扎根,影响甚广。磁州窑的彩绘包括在白釉上画黑色花纹,俗称“白地黑花”,“白地黑花”俨然成为磁州窑瓷器的典型代表风格,图案黑白交织,对比强烈。在黑釉上画褐色花纹的,称为“铁绣花”。笔力豪放,属于写意画,亦不乏“笔简而意足”之作。这种画风以徐熙一派为代表,许多成就卓著的画家不被宫廷画院所赏识,院画追求富丽设色,工细用笔,诗情画意,深受统治阶级喜爱。因此,磁州窑瓷器以写意手法描绘平民世俗生活的绘画装饰虽然成就突出,却不受皇家与文人士大夫阶层喜欢。

 

图7 北宋白釉黑彩“风花雪月”瓷瓶 河南省博物院藏


      磁州窑的文字装饰也别具一格,内容包括诗词散曲、名言警句、俗语、款记之类。冯先铭先生在《中国陶瓷》中提道:“宋金两代流行词牌,曲牌也不少,枕面上见到的有《满庭芳》《朝天子》《普天乐》《院郎归》等。”很多内容具有宝贵的文学和民俗价值。叶喆民先生对磁州窑的书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在《磁州窑书法欣赏》一文里认为,过去的人们很少注意磁州窑书法上的艺术成就及历史作用,而磁州窑书法格调奔放,极具浑厚、洒脱的气势与古拙、天然的情趣(图7)。

 

      磁州窑瓷器的装饰艺术之美,美在装饰题材的丰富多彩、亲切近人,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与民间色彩;美在装饰色彩的强烈对比,相互映衬,让人体会一种充满生机的流动韵味;美在装饰技法的不拘一格,自由创作,充满了解放精神。磁州窑的这种美是世俗生活的反映,其磅礴豪迈的气质在当时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可谓“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山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麒麟”。


“俗”与“雅”的区分

 

      相比之下,磁州窑瓷器以气势取胜,而五大名窑以意韵见长。五大名窑的瓷器不追求色彩的斑斓,而着意于淡雅素洁,它们都以古朴端庄的造型、温润如玉的釉色、精湛的制作工艺来彰显自己的艺术风格。这种文雅、清淡的釉色,正符合宋代上层人士追求朴素无华、平淡自然的情趣。生在太平盛世的王公贵族、文人士大夫们在哲学上受理学思想的影响,“言理而不言情”,直接影响了工艺美术的风格。宋初文学流行“西昆体”,“恬愉优柔,无所怨谤,吟咏情性,宣导王泽”,文风婉约浮华。王安石、欧阳修、梅尧臣、苏轼等人后来进行诗文革新,提倡平淡天真之风,苏轼曾言:“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这种自然平淡的审美思想代表着当时文艺思潮的主流。这种思想影响在工艺美术风格上也有明显的表现。

 

      中国美院教授杭间在《中国工艺美学思想史》中认为:“在整个中国古代工艺美学思想史中,宋代的工艺美学思想是与同时的哲学、美学思想步伐最一致的一个朝代。”就瓷器而言,宋瓷讲究纯净细润、色调单纯、韵味高雅,与唐代的雄伟华丽、明清的俗浓艳丽迥然不同。五大名窑的陶瓷以其精湛的工艺、典雅简洁的造型、空灵含蓄的釉色成为皇室和士大夫阶层的赏玩之物。磁州窑陶瓷则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它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唐代的绚丽、豪迈,酣畅淋漓地表达百姓对生活的感情,风格雄浑质朴。当时,“雄浑”抵不过“含蓄”,磁州窑的丰富装饰之美不及五大名窑的淡雅釉色之美,并不为士大夫阶层赏识。

 

      中国工艺美术理论家田自秉先生说:“宋代的工艺美术具有典雅、平易的艺术风格,不论陶瓷、漆器、金工、家具等,都以朴质的造型取胜,很少有繁缛的装饰,使人感到一种清淡的美。如果把唐代的工艺美术风格概括为‘情’,宋代则可概括为‘理’,唐代华丽,宋代幽雅。唐代开廓恢弘,宋代严谨含蓄……从美学的角度看,它的艺术格调是高雅的。”清淡、高雅的美学思潮正是那个时代的主流,在这种主流的美学思潮之下,还有一种属于下层老百姓的审美思想,磁州窑陶瓷艺术体现了这种世俗的审美趣味,以装饰为美。

 

图8 北宋磁州窑虎纹瓷枕 甘肃省博物馆藏

 

      磁州窑陶瓷艺术的装饰与热烈的人情味与五大名窑的瓷器一色纯净之韵味形成了“情”与“理”的对比,“俗”与“雅”的区分。磁州窑陶瓷艺术的“俗”是通俗,而非庸俗。它于通俗中见朴素,亲切而且大众化。婴戏纹枕、鱼纹罐、牡丹纹瓶、虎纹枕等都在通俗朴素中展示了百姓的感情,反映了生活的哲理(图8)。

 

      宋代陶瓷在我国陶瓷史上为陶瓷美学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而磁州窑陶瓷艺术又是其中个性独特的一种,值得我们关注和鉴赏。近年来艺术品市场上不乏高价成交的宋代磁州窑作品。早在2004年,香港佳士得秋拍中一件北宋磁州窑刻花褐彩梅瓶以1444.9万元高价成交;2013年5月的保利香港春季拍场,一对北宋磁州风花雪月酒色财气梅瓶以453.6万元落槌;2016年6月香港苏富比拍场中,又一件磁州窑白地黑花缠枝花绘纹梅瓶以167.6万元易手。磁州窑的工匠们把实用功能与审美需要相结合,并不因循当时的精英阶层提倡的艺术标准,而是自由、独立的创作,另辟一方新的艺术天地,朴素简洁的造型中蕴含他们纯朴热烈的情感,粗犷潇洒的装饰里显示他们纯朴自然的审美意识。是以宋元以降,磁州窑陶瓷艺术因而循之,革而化之,与时宜之,世人则赏而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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