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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民间的奢侈品:晚清珐琅器

作者:于蒙群 文婷婷     来源:《艺术市场》11月号刊

          珐琅器作为一种宫廷艺术,其兴衰与国家综合国力的起落成正比。在经历了康、雍、乾三代的大力发展之后,道光以来,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等为主的内忧外患接踵而至,国力每况愈下,以致衰微,民生凋敝,由此产生“美艺几绝”的危机。朝廷自然也不会有余力维持或发展珐琅器。但正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珐琅器却因其特有的生命力在民间市场发展起来。

 

清晚期德兴成制掐丝珐琅锦袱葫芦纹童子耳炉

 

晚清北京城奢靡之风刺激商业发展 

 

        作为珐琅器的主要产地及市场中心,从元大都到京师,北京历经了元、明、清3个都城时代,在这700余年中天潢贵胄、文武臣工、富商巨贾及艺匠巧手皆云集于此。正所谓:“自古以来,辇毂之下,萃天下之技巧,集历世之程法,则工业盛;通四方之货贿,供百族之养给,则商业盛。”

 

         都城作用使北京一直处于不断的发展中,其世界都市的地位延续至今。清代时北京的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清统治者入主中原定都北京后,使北京成为全国的心脏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北京城市居民中,皇室王公贵族及其附属人口占据了主导地位。特殊群体的消费方式所带来的商品极其丰富和四海百物涌入,形成‘民舍市廛,繁华兴盛的第一都会’。”

 

        清代北京一直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北商贩往来不绝。其中以皇室王公贵族及其附属人口为主要消费群的城市消费群体逐渐显现。有清一代,天潢贵胄们不事生产,却一直占据着社会主要资源,直至清末“满族王公贵族年年享受着高额的俸禄。一个亲王年俸之银可达万两,禄米可达万斛”。这一消费群体的消费能力之强也导致了北京城始终弥漫着一种奢靡气息,这种气息在不同程度上刺激了商业,尤其是奢侈品行业。

 

 

图1 东四牌楼商家

 

图2 正阳门外 外城

 

        当时的北京城分内城及外城两部分,内城多为满人及官宦居住,“在城中的市肆,北最盛,其次为东牌楼街(图1)。城外市肆、人家,南最繁华,正阳门(图2)为上,崇文门外次之,宣武门外次之。”其中最为繁华的正阳门,也就是大前门,可谓是膏腴之地,因贵族富人奢靡的赏玩、陈设需要,北京城的金银器皿业发展迅速,十分繁盛,最能反映贵族富人奢华的金银器皿业商店都集中于前门一带。“旧者因大事扩充,新设者亦所在皆是。平昔垒满架,宝光夺目。”

 

         除了前门一带的金银器皿店,当时北京的奢侈品市场以大栅栏、琉璃厂、东西巷、珠宝市、古玩铺等集市为代表,在道光年间杨静亭编撰的《都门纪略》中,还可窥探一二当年京师繁华、市廛集聚的景象。

 

         北京城的商业发达为珐琅器市场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基础,珐琅器也属于金银器皿一类的奢侈品。作为“我国历代以来文化及技艺之结晶流传国粹之一,在帝王时代该项作品供宫人贵族富豪人士鉴赏及应用”。氤氲北京城的奢靡之气,笔者认为珐琅器具有潜在的市场需求。

 

皇室贵胄们的爱物

 

       明清两代,珐琅器主要作为皇家陈设品,很少向外流散。但因为珐琅器的独特魅力,吸引着各方人士。珐琅器进入民间市场早在明代就已开始,《天府广记》载:“宣德之铜器、成化之窑器、永乐果园厂之髹器、景泰御前作坊之珐琅,精巧远迈前古,四方好事者亦于内市重价购之。”这说明明代景泰年间的珐琅器在明代工艺品种与宣德炉、成化窑、永乐雕漆齐名,以精巧见长。并因此珐琅器有成为市场流通品的特质,但明代的珐琅器市场并没有完全脱离皇宫的影响,其中的内市是专门贩卖宫内人员物品的集市,如明代谢肇淛的《五杂俎·地部一》记述:“初四、十四、二十四等日,则於东皇城之北有集,谓之内市,多是内人赢余之物,不及庙中之多也。”明代沉德符在《万历野获编·畿辅·内市日期》也有记载:“内市在禁城之左,过光禄寺入内门,自御马监以至西海子一带皆是。每月初四、十四、廿四三日,俱设场贸易。闻之内使云:此三日例令内中贱役辇粪秽出宫弃之,以至各门俱启,因之陈列器物,借以博易。”

 

       初阶的市场行为,来自明代嘉靖、万历时期资本主义萌芽、文化市场繁荣的现象。明代灭亡后,内市也随之消失。但珐琅器的生产没有断绝,反而形成了一个新的高潮,这一高潮集中了三方面力量,一是借助西方传教士带来的知识与技术;二是凝结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不断的审美干预;三是集中全国各地珐琅器制造人才。珐琅器制造有了全新的发展,第一是开创了画珐琅技法、第二是将掐丝珐琅发展至顶峰。

 

      清代前期及中期,珐琅器的主要功能有宫廷陈设、赏玩,赏赐群臣及外交使臣等,民间难觅其影。但珐琅器的精美绝伦已有一定知名度,并使一些臣子垂涎欲滴,作为笼络臣属的一种手段,皇帝也乐于赏赐。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广西巡抚陈元龙获康熙赏赐珐琅器,喜不自胜,在其谢恩折中写道:

      “恩赐珐琅宝器四种……细观如日月之光华,目为之眩,如云霞之变化,口不能名,谨考珐琅古所未有,明景泰时始创为之,然其色凝滞,其质笨重,殊不足贵……我皇上于万几之暇,格其理,悟其原,亲加指示,镕炼成器,光辉灿烂,制作精工,遂远胜洋珐琅百倍……”

 

         雍正二年(1724年),年羹尧艳羡珐琅器的精妙绝伦,上书求赏云: 

      “奏谢珐琅双眼翎折太保公四川陕西总督臣年羹尧为恭谢天恩事。二月初九日由驿赍到御赐新制珐琅管双眼翎二枝……臣伏睹珐琅翎管制作精致,颜色娇丽,不胜爱羡,谨缮折恭谢天恩。更恳圣慈,如有新制珐琅物件,赏赐一二,以满臣之贪念。臣无任悚惶之至。雍正二年二月十二日具。”

 

        雍正皇帝朱批云:

      “珐琅之物尚未暇精制,将来必造可观。今将现有数件赐你,但你若不用此一‘贪’字,一件也不给你,得此数物,皆此一字之力也。” 

从年羹尧的语气及用词来看,正是因为极喜欢珐琅器而战战兢兢地向雍正讨要,足以显示当时珐琅器的华贵精美与难得。

 

     清代大量制造珐琅器除了宫廷陈设、赏赐臣僚外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作为国家间交往的礼物赠送他国君主。通常在其他国家入贡之后,清代帝王为了彰显天朝上国富甲四方而进行大量的回赐,珐琅器就是回赐物品中的重要一项。

 

        雍正二年(1724年),议准:

       “暹罗国入贡,照康熙六十一年加赐之例,船长照通事例,番梢照从人例,加赏缎、罗、绢、布有差。特赐国王各色缎二十、松花石砚、玉器、瓷器、珐琅器等物,差司官赍赏物一并送至广东交与该抚付船长领回。”

赏赐与朝贡行为使中国珐琅器在当时的上流社会以及海外属国有非常高的知名度,为晚清及民国时期珐琅器的国内市场形成与南洋市场的开辟做了铺垫。

 

        初阶珐琅器市场形成

 

        乾隆时期的珐琅器生产较以往有很大的创新与突破,珐琅工艺的技术水平与艺术水准均达到了中国历史之最,工艺精湛、精绝盖世。当事物发展到极致时,必然要传播与扩散。乾隆中后期一直到咸丰年间,坊间开始出现珐琅作坊。“景泰蓝起初为宫廷制品,其制法外间无传。延至乾隆中叶,仿制之景泰蓝从而兴起。历嘉道而至咸丰,市肆之间,始有珐琅专业。”“至咸丰年间有德兴成、全兴天瑞堂等数家,精心研究珐琅一业,始有渐盛。”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随着《北京条约》的签订生效,允许外国人到中国内地游历、经商和传教。很多探险家、传教士、商人开始探索这一神秘的古老国度。这些外国人在北京游历时,见证了珐琅器市场的初步形成。

 

图3 英国 约翰·汤姆逊 《景泰蓝制作》 摄影 19世纪70年代

 

图4 英国 约翰·汤姆逊 《街边古董摊》 摄影 10世纪

 

         1871至1872年英国摄影师约翰·汤姆逊在北京游历时,拍摄了两幅与珐琅器相关的照片,第一幅是《景泰蓝制作》(图3)。“这是汤姆逊拍摄的制作景泰蓝的画面,汤姆逊了解到景泰蓝的制作过程,并详细地记录下来。这家作坊的老板是满族人,位于东交民巷法国使馆的不远处。整个画面构图并不饱满,很有可能是当时的艺人为了保密,并没有给汤姆逊更多的拍摄机会。”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珐琅器小作坊生产条件的简陋与生产环境的狭窄,图片中央位置的工人正在进行掐丝与点蓝的工作,右边摆放着一对巨大的葫芦形铜胎,可能是准备要进行下一步的掐丝及点蓝工序,左边窗前望着摄影机的工人正在简陋的打磨机器上打磨景泰蓝成品。笔者推测,珐琅作坊选址比邻东交民巷,很可能是因其主要销售对象为外国使节、游客。

 

         另一幅照片(图4)记载汤姆逊“就像很多来到北京的外国人一样,在大街上被六七个古董商围住,通过他在天津雇佣的仆人向他推销古董,购买完后,他拍摄了这幅图画”。图中几个古董商正在对一件古董进行细致的观察,在白衣男子前还摆放着很多古董,通过对这些古董的器形、特征、纹饰等进行辨识,笔者发现,白衣男子手中的白色器物以及他面前的两件花瓶均为掐丝珐琅器,其他器物则为瓷器及小摆设等。对图中古董商们售卖的珐琅器进一步观察得知,不可能是他们所说的“古董”,因为当时明清宫廷珐琅器除了赏赐臣僚外,大多陈设于清宫,从珐琅器的质地上看也不像清三代甚至明代的珐琅器,很有可能是当时珐琅作坊的作品。由此可知,19世纪下半叶,珐琅器交易的主要形式是通过以“古董商”为名的掮客进行的。

 

         乾隆时期的珐琅器生产较以往都有很大的创新与突破,珐琅工艺的技术水平与艺术水准均达到了中国历史之最,工艺精湛、精绝盖世。当事物发展到极致时,必然要传播与扩散。

 

图5 法国传教士樊国梁《北京:历史与记述》一书中

 

图6 晚清时期银掐丝珐琅袖扣

 

         除了小珐琅器作坊及走街串巷到的珐琅器掮客外,在19世纪末期,民间珐琅作坊也存在着高级定制的精品。法国传教士樊国梁在《北京:历史与记述(Péking: Histoire et Description)》中描述了北京教区送给教皇莱昂十三世的珐琅器十字架(图5)。“到现在为止,制作最完美的一件景泰蓝工艺品当数一个十字架,它是北京教会前不久送给教皇莱昂十三世的礼物,祝他荣膺主教50周年。十字架高1.5米,上面所有的阿拉伯式图案、涡式花纹和其他装饰都是用凸出来的珐琅作的。制作过程很不容易,而且取得了令人羡慕的成功。5位工匠(有时候夜里都得加班)花了6个月的时间才完工。”

 

        除了较大型供陈设及宗教作用的珐琅器外,当时的北京珐琅器还有较为实用的产品,知名法国考古学家谢阁兰就购买了一些。“我给家里寄了一套领带夹、袖扣(图6)、刷子和腰带扣,按照你指定的分给爸爸、妈妈、乔治、莫里斯、苏珊和伽比。这是‘北京景泰蓝’,现在的特产,不丑,但是与我们一起寻找的古景泰蓝相比起来差的远呢。” 

 

        3个不同层面的市场案例说明,19世纪中后期,珐琅器市场已经逐步形成。虽然规模仍然较小,但已初现端倪,其品类趋于多元,市场形式丰富多样。这些都孕育着20世纪初珐琅器市场的大勃兴。

 

版面编辑:刘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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