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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史 | 鲁迅与汉曹全碑的溯源

作者:文/ 张娟     来源:刊于《艺术市场》2016年第4期上旬刊P60—63

 

鲁迅以他的小说、散文、杂文著称于世,成为先秦之后中国又一座思想的高峰。毛泽东曾这样评价:“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也许是由于鲁迅的文章太过著名,以至于世人往往忽视了解鲁迅在美术、金石学等方面的成就。

 

蒋兆和《鲁迅像》镜心

 

鲁迅的碑学渊源

碑帖之学原是与中国书法密切相关的。帖学盛行于宋代,而历代战乱,古人墨迹多以刻帖传拓流传。至清代中期,碑学开始盛行。清代初期,以经学大师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为代表,推崇以“求本证源”的实证方法考证经学,至乾隆、嘉庆年间,形成“乾嘉学派”。作为乾嘉学派的一个分支,以阮元(1764-1849)为代表的“扬州学派”达到清代朴学的最高境界。由于扬州学派的经学研究衍及与书法有关的小学、史学、金石等方面,所以立刻反映到书法理论。阮元金石学的研究中撰写了著名的《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贴论》。阐述了他的碑学思想。其在《南北书派论》中指出北碑“笔法劲正道秀,往文画不出锋,犹如汉隶”,倡导碑学以救帖学书风日渐靡弱之弊。这反映了朴学巨子们的治学思想与金石碑学是相通的,即治学要求本证源,言之有物,言之成理,博而能精,触类旁通。

 

1926年作 致许广平信札

 

清中期至民国初期,受“乾嘉学派”影响,金石学考证之学进入鼎盛时期。阮元之后,又出现了俞樾、罗振玉、王国维等一大批著名学者。俞樾(1821-1907)为清代道光进士,经学大师,工书法,篆隶尤为擅长。他在阮元建立的“沽经精舍”做主讲,延袭其书法理论,师法唐碑,形成风气。俞樾的弟子章太炎、刘师培是晚清国粹派最主要的代表。被鲁迅称为“有学问的革命家”的章太炎于1868年、1906年曾在日本东京开办国学讲习会,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沈兼士、马幼渔、朱希、许寿裳等都曾前往听讲《说文解字》。在碑学的传承上,鲁迅实际上是“乾嘉学派”的遗脉。

 

鲁迅的碑帖拓片收藏

 

1912年,鲁迅到北京(北洋政府的)教育部工作,军阀混战与北洋政府的无能让他深感失望和颓唐,“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鲁迅《〈呐喊〉自序》)这“种种法”即是辑校中国古代典籍、小说史料搜集、读佛经、搜集碑帖拓片、抄古碑等。从鲁迅日记看,大量购买拓片是从1914年末至1921年间,其中购买最多的是在1915年至1919年间。从存世的藏品来看,北京鲁迅博物馆现存鲁迅收藏的历代金石拓片有5100余种6200余张,这还不包括因多次迁徙而散佚的许多拓片。这种收藏规模无论在民国或是当代,都可称为收藏大家。

 

鲁迅藏曹全碑拓片

 

鲁迅在北京居住的14年间,到琉璃厂480多次,购买拓片4000多枚,其购买拓片的种类很多,包括碑刻、墓志、造像、砖刻、瓦当、镜、古钱、古砚、钟鼎、经幢、古印及汉画像等。这些拓片大部分是在琉璃厂师古斋、富华阁、肆古斋、宜古斋、耀文堂、震古斋、访古斋、德古斋等10多个帖店购得,还有一部分拓片是他的同事、朋友、学生从各地为他淘来或赠送给他的。

周作人回忆过鲁迅收藏拓片的事情:“从民四起一直弄碑刻,从拓本上抄写本文与《金石萃编》等相校,看出许多错误来,这样校录至半夜,有时或至一二点钟才睡。”(周作人《鲁迅的故家·鲁迅在S会馆》)“于是他立意要来精密地写成一个可信的定本。他的方法是先用尺量定了碑文的高广,共几行,每行几字,随后按字抄录下去,到了末行便画上一条横线,至于残缺的字,昔存今残,昔存而今微存形影的,也都一一分别注明。”“他所预定的自汉至唐的碑录如写成功,的确是一部标准的著作,就是现存已写的一部分我想也还极有价值。”(周作人《鲁迅的故家·补树书屋旧事》)鲁迅在做小说之前,研究金石碑学成了其在北京早期的主要爱好,曹全碑拓片就是在这时淘到的。

 

曹全碑拓片源流

关于曹全碑,许多金石学著作中都有详细的描述,大致情形是这样的:曹全碑全称“汉郃阳令曹全碑”立于东汉中平二年十月。碑高约1.7米,宽约0.86米。碑的正背两面均刻有隶书铭文。碑阳20行,行45字。碑阴5列,56行,字数不等。原石碑于万历初年在陕西郃阳旧城莘村出土,石质坚细,字画完好,一字不缺,出土后移存郃阳县孔庙东门内。明万历末年,中部有断裂,1957年移入西安碑林,1965年移置陕西省博物馆碑林第三室。碑文记述了郃阳县令曹全的生平,记载了东汉末年张角农民起义的史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碑文字体为汉代隶书的重要代表作品,其书法字体娟秀,结体扁平,舒展飘逸,华丽飞动,其艺术魅力对后世书法产生很大的影响,成为汉隶中独树一帜的精品。历代书家都高度赞赏它极高的书法艺术价值。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云:“秀韵则有《曹全》。”万经《分隶偶存》评曰:“秀美飞动,不束缚,不驰骤,洵神品也。”从文物的保护角度来说,虽然在出土后至今有些缺灭文字,但仍为保护最善之汉碑。

 

关于曹全碑拓本的历史延革,历代研究者都有传承过程的记载。曹全碑出土后一字不损,仅拓过20余张,即被移入郃阳县孔庙东门城内,在搬运时不慎损泐右下角一“因”字。所以“因”字未损本被称为“城外本”,目前只知上海博物馆存有一纸。故宫博物院现藏一本只损“因”字本,被称为“初拓未断本”。明万历末年,大风折树压碑,自首行“商”至十九行“吏”横裂一道,此前拓本被称为“未断本”,但未断裂痕处也损失数字,凡“未断本”均为明拓。文物出版社、商务印书馆都影印过藏家的未断拓本。碑折断后又损失了十几个字,被称为“断后拓本”。这些拓本都非常难得。由于此碑非常有名且保护严格,原拓不易,清代时就出现了“填补本”和“重刻本”。“填补本”是在原石上嵌蜡椎拓,以冒充较早拓本,视为伪拓,故不足训。“重刻本”也是据原石拓片翻刻后再拓印的拓本。

鲁迅手录曹全碑碑文

 

鲁迅所藏曹全碑拓片

鲁迅最早收藏曹全碑拓本是在1914年12月30日,这天的日记中写道:“午后至留黎厂……有正书局买……《黄小松藏汉碑五种》一部五册,一元二角。”《黄小松藏汉碑五种》即为《石门颂》《礼器碑》《西狭颂》《曹全碑》《张迁碑》,均为著名汉碑。据统计,鲁迅收藏的汉碑有100多种,黄小松即黄易(1744—1802) ,浙江杭州人,是清代书法家、篆刻家、收藏家,精于篆刻,为西泠八家之一。精于博古,广搜碑刻,绘有《访碑图》,并著《小蓬莱阁金石文字》等。《黄小松藏汉碑五种》都是汉代碑刻中的精品,鲁迅所购为有正书局影印本。此本定是鲁迅抄辑曹全碑时参考过的一个版本。

 

鲁迅收藏曹全碑的拓片在日记中有两次记录:

1918年3月11日,“陈师曾与好大王陵专拓本一枚。又同往留黎厂买杂拓片三枚,一元。又《曹全碑》并阴二枚,二元。”

1923年2月28日,“至庆云堂观簠斋臧专拓片,价贵而似新拓也。买《曹全碑》并阴二枚,皆整张,一元五角。”

可见鲁迅对此碑的重视,虽然鲁迅并没有写过一篇关于曹全碑拓本的文章。

鲁迅收藏的曹全碑拓片,现在鲁迅博物馆藏的鲁迅遗物中只存两件,而且已无碑阴。《黄小松藏汉碑五种》和他购买的另外两件现已不存。现存两件拓片尺寸、品相、拓本皆相同。拓工精良、品相上佳。

细观鲁迅所藏曹全碑拓片,碑文只缺一“因”字,但只缺“因”字的拓片只能是初拓未断本,而鲁迅藏的拓片却是有断裂的拓片,考据时间颠倒。又据近人的研究成果,可知“重刻本”有几个明显特征:第十行“拜酒”之“拜”字右旁,翻刻讹作“辛”。“悉”字下面“心”部未损,而“乾”字左旁,刻挖成“車”,考据时代颠倒。“玉”“遗”等字点划多有漏刻。鲁迅所藏的两幅拓片是符合这些特征的,因此应认为是重刻已断本无疑。

 

《古小说钩沈》手稿

 

鲁迅手录汉曹全碑

按照鲁迅日记的记载,鲁迅收藏碑帖拓片是从1913年开始,大量收藏碑帖及金石类图书是从1914年末开始,也就是说,从这个时候起,其开始潜心研究金石之学。所藏拓片中,两汉碑拓是一个重点。鲁迅共藏130种,并抄录校勘100种,鲁迅抄碑的方法是据碑文字体,分别使用篆书、隶书、楷书和行书抄录。所抄汉碑,大部分使用的是具有隶意的楷书。许多文章一说到鲁迅藏碑帖拓片就会谈到曹全碑。这原因大约是:一、这碑非常有名,二、鲁迅曾收藏并完整地抄写过曹全碑全部碑文。

鲁迅抄写的曹全碑并碑阴手稿现存国家图书馆,曾收入《鲁迅辑校石刻手稿》,抄写时间在1923年至1926年间,字体为楷书,隶意浓重。前面是其亲自作的题记:“碑高七尺五寸,广三尺六寸八分,二十行,行四十五字。碑阴题名五列,首列一行,次列二十六行。第三列八行,第四列十七行,第五列四行,均隶书。在陕西郃县孔庙。”

 

鲁迅

 

再看鲁迅抄写的曹全碑碑文,文字齐全,只是“因”字据拓片损泐处没有识出,以“□”代之,这可能是鲁迅当时所据金石学资料不完备所致。鲁迅辑校古碑共有93篇校文,是参照清王昶的《金石萃编》、清陆增祥的《八琼室金石补正》、清方若的《校碑随笔》等金石学著作互校订正的,曹全碑不在93篇之中,原因可能是因为此碑文字完整,少有争议,无须校正。

 

鲁迅手稿中小说、散文、杂文存世的有约300万字,然基本是以行书为主,间有行草或行楷,鲁迅行书中的隶意浓厚,应该与他大量抄写古碑分不开的,从而形成鲁迅独具个性的字体。从鲁迅全部手稿来看,他的书法中的隶意唯有抄汉碑时形成习惯,取汉碑中宽博、朴茂之风格。曹全碑的隶书作为“汉石中之至宝”为后世历代书家所宝,多以其作为学习汉隶必修的书法范本。鲁迅也对其情有所钟,在他抄录的汉碑中,此篇尤为出色,其字迹工整华丽,既保持了曹全碑的秀美飞动、娟秀飘逸,又有鲁迅简约冲淡、古朴典雅的书风,字体虽为楷法,却在隶楷之间,堪称一件独具风格的曹全碑临书范例。

 

鲁迅收藏碑拓的根本的目的,一是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二是对文化遗产的开拓和建设。他曾说:“我已确切相信: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护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引玉集·后记》)事实上,在收藏拓片的规模和数量上,鲁迅是当之无愧的大藏家,在校勘和整理方面,他是当之无愧的大学者。在利用这些收藏资源进行的大量抄录和研习中,他博采众碑书体之长,形成了独特的书法个性,很少有书家能达到这种境界。

版面编辑:陆静

网站编辑:李晓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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